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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大力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与收入水平。其次，改善营商环境，推动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提高生存能力与盈利能力。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与7月份持平。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5.3%，比7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16-24岁人口主要是各类院校毕业生，属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劳动力需求较弱的现实，但是考虑到很多工厂和企业依然面临招工难等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有该群体择业要求与现实岗位需求错配的问题。

智联招聘《2021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2021应届毕业生中有56.9%选择毕业后就业，较去年下降了18.9%，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的分别占比15.8%和12.8%。毕业生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主要是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不一定是没有工作可选择，这属于高不成低不就情形。

目前，年轻一代择业对薪酬和工作环境要求较高。比如，中国青年报针对全国大学生发起的一份就业调查显示，超过20%的大学生预期自己毕业后月薪过万，此外，67.65%大学生评估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百万。已经进入职场的年轻一代则普遍存在对雇主或公司稍有不满就会离职的情况。

年轻人对就业薪酬与工作环境的要求持续升级，除了与他们相对富足的成长经历以及价值观有关外，主要也是因为生活成本上升。现在，品质稍好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远远超出与普通人可支配收入相匹配的消费水平，再加上住房等考虑，如果无法获得较高薪酬，年轻人生活水平与自己的期望值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宅一代”的说法，即尽可能避免外出消费的群体。

过高的薪酬期望值与经济转型相遇放大了错配现象。中国就业部门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体制内、国企或者跨国公司等长期稳定岗位，一类是市场部门中强势行业与企业，比如互联网、金融、地产以及大型民企等，但提供就业最多的是第三类，即中小企业。目前，一类增量就业竞争激烈，甚至出现博士毕业生竞争社区岗位的现象。第二类目前遇到转型与治理压力，创造岗位的能力衰减。而且这两类薪酬也受到调节。第三类就业则普遍收入低、不确定性大。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左右，其中许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工作环境差，也无法提供较高收入，不受年轻人欢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欢迎的岗位增量减少，不受欢迎的岗位则面临劳动力短缺现象，其背后主要是中国经济质量亟待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普遍需要提升，以及薪酬较低但社会生活成本较高的结构性原因。

这导致中国就业存在两大趋势。一是年轻人灵活就业规模越来越大，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媒体、网红等等，这些职业可以让年轻人有部分自由安排生活的时间，但都是专业性不强的服务业，对人力资源积累的作用有限。另一个趋势是去制造业化。中国制造业发达，全球出口规模最多，但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依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无法获得高薪酬，同时工作时间过长、环境较差，人高度工具化，导致部分年轻一代选择离开制造业。长期以来，制造业工人被称为农民工，在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未能完全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这也是许多受教育年轻人不喜欢制造业工人角色的原因。

可见，中国年轻一代就业存在“脱实向虚”趋势。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与周期性因素，导致“虚”的部分受到抑制，但“实”的部分还需要真正提升竞争力，需要体现在薪酬和社会地位上，否则，会进一步强化劳动力错配。要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首先要大力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大幅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改善制造业劳动环境，为工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推动企业与人才相互促进，最终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与收入水平。其次，改善营商环境，推动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提高生存能力与盈利能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重点是作为就业主力的中小企业能够提升竞争力。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部分年轻人就业难题或许仍会持续存在，直到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