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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锡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随着我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个以前大家稍觉陌生的经济学术语——“鲍莫尔成本病”（或“鲍莫尔病”），开始频繁进入大众视野。它指的是，由于服务业技术进步通常比制造业慢，随着时间推移，服务业的相对成本会不断增加。把这个逻辑往前推一步，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服务业的不断扩张会拉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当前有不少克服“鲍莫尔病”的主张。一部分寄希望于技术进步；另一部分则希望通过维持工业的比重、甚至压缩服务业的规模来“治”鲍莫尔病。实际上，“鲍莫尔病”很难“根治”；而缓解“鲍莫尔病”的真正办法，是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

首先，“鲍莫尔病”描述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客观规律。只要有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就有“鲍莫尔病”。 我们知道，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一般是“通用”的，既可以用来生产制造品，又可以用来生产服务。假设制造业取得了快速技术进步，而服务业在原地踏步。那么，与之前相比，服务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或成本大幅上升了。这是因为，生产一单位服务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现在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制造品。

在现实世界中，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一般要慢于制造业部门。以发达国家中的美国为例。从二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服务业的6倍以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部门强调产品的均一化、标准化和质量控制，能很好地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因此更容易形成大规模生产和技术进步。例如，同一型号的手机和汽车，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使用同样的设计和制造方法进行生产，因此规模效应更强。

服务业部门则不同。许多服务行业强调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因此很难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以理发行业为例。一个只会给所有顾客设计一模一样的发型的理发店，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在教育、医疗和法律等服务行业，也要求服务提供者根据每个学生/病人/客户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处理方案。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完全排除了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可能。以京剧表演为例，民国时梅兰芳与杨小楼先生演全本《霸王别姬》用去多少时间，今天的京剧演员们就得花同样的时间。妄图通过节省时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于“欺师灭祖”。

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各自的特性，决定了服务业通常技术进步更慢。这是“鲍莫尔病”存在的基础。

既然服务业技术进步慢于制造业，我们是不是应该围绕制造业做文章，通过加快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或者提高制造业的相对规模，来克服“鲍莫尔病”？很不幸，前者只会适得其反，而后者将使人民福利下降。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才是缓解“鲍莫尔病”的有效办法。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看似“不讲道理”的结论：如果各部门的产品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那么生产资源反而流向技术进步慢的部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一个经济体想象成由不同“木板”（即不同部门）拼接而成的“木桶”，用来装载人民福利这些“水”。由于各块木板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所以，要让“木桶”装载更多的“水”，我们应该增加的是最短那块板的长度。

制造业与服务业大体上是互补的关系。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制造业生产的机器设备等，可以成为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行业的辅助工具，但还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制造业技术进步快，是“长板”，而服务业技术进步慢，更容易成为“短板”。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我们更需要补上“短板”，让资源更多地向服务业部门流动。这正暗合了《道德经》中的哲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的这种重新配置，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发生。由于制造品和服务互补，如果制造业技术进步快，制造品的大量增加会引发人民对服务品的需求。但由于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慢，这就产生了服务的供不应求，因此服务的价格会快速上升，吸引更多生产资源进入服务业。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发达国家，医疗和教育等重要服务的价格在快速上升。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围绕制造业做文章，是无法克服“鲍莫尔病”的。如果我们只是加快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原地踏步，那么两个部门的差距只会更大。结果是“鲍莫尔病”更加严重，更多资源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流向服务业。而如果我们强行提高制造业比重，把资源更多向制造业倾斜，则只会使“长板”更长、“短板”更短，而所能装载的“水”反而减少。也许GDP的统计数字（所有木板的长度之和）会很高，但人民的福利反而下降。

因此，真正有效缓解“鲍莫尔病”的办法，是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它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服务业的大规模应用，和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对服务业的束缚。对我国来说，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